南韓電子日前爆發勞資衝突，導火線為記憶體部門與其他部門獎金分配不均的爭議，此一事件引發關於AI紅利分配的討論。

當網路社群流傳三星記憶體部門員工領完獎金後，集體排隊買，台灣隨後也傳出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也因員工分紅爭議，親上火線召開溝通會。

40多歲的葉宇耀（化名）在台灣前十大IC設計公司之一任職，談起日前三星員工差點大舉罷工事件，他坦言，在科技業，同公司不同部門的獎金差距本就極大，有些部門因AI熱潮獎金翻倍，有些部門卻幾乎無感。許多工程師都說，三星員工的不滿，肇因於AI紅利分配失衡的「相對剝奪感」。

「這真是奢侈的爭議」，政大財政系教授陳國樑指出，相較於辛苦的服務業及低薪低紅利製造業員工，台灣高薪高紅利科技業就業人數僅占製造業整體3成，顯示多數勞工仍是在傳產與中小企業製造業服務，此部分就業人數就達200萬人以上，高居製造業中的7成。製造業與服務業、或者傳產製造與科技產業這幾個平行宇宙，無情驗證台灣日趨惡化的「薪資K型化」問題。

陳國樑引用「2026世界不平等報告」，指出台灣前10%富有階層奪走48%的總所得，而後半段5成基層大眾僅分得12%，台灣財富分配不均的情形比中日韓更嚴重，「高居東亞之冠」。

若從國內生產毛額（GDP）各項指標觀察，2024年營業盈餘年增率達16.29%，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卻反其道而行，降至43.1%。陳國樑說，台灣勞動生產力自1998年以來已翻了1倍，但薪資並未隨之同步增長，不但明顯落後多數已開發國家，同期間，衡量勞工相對報酬的「單位勞動成本」還下降25%。換言之，企業帳上的資產愈滾愈大。

AI逐漸取代部分人力、創造更多由資本驅動的經濟價值，但企業獲利增加後，卻往往以保留盈餘形式留存在法人帳上，用於投資、擴產與技術研發，勞工未必能分享企業獲利成長成果。

綜合內政部、財政部研究與學者訪問，AI發展已讓台灣面臨五大挑戰，包括：薪資所得占比下降與資本所得集中、企業保留盈餘增加致財富統計失真、部分工作被AI取代卻未解決缺工問題、中小企業與傳產面臨數位落差，以及非典型就業增加所衍生的社會保障問題。

其中，最直接的衝擊之一便是政府稅基結構。台灣稅收高度依賴所得稅，近年中央政府所得稅占整體稅收比重已達64.12%，營所稅與綜所稅合占比重也過半，台灣薪資所得占個人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比重長期高達74.2%，代表國庫收入至今仍高度依賴受薪階級。但AI取代勞動力趨勢加速，加上人口老化衝擊，台灣以勞動薪資所得為基礎的綜合所得稅稅基，未來恐持續萎縮，衝擊國庫收入。

許多學者指出，即使AI題材帶動股市蓬勃，讓證交稅屢創新高，但交易稅只對交易額課徵，持股獲利的巨額資本利得在台灣仍停徵。當科技繁榮主要反映在股價與資產增值，而非薪資成長時，現行稅制難以有效調節財富集中現象。

然而，AI對勞動市場帶來的挑戰不僅止於所得分配與稅收，還包括勞動市場。因AI主要取代行政文書、資料輸入等重複性工作，但企業欠缺的往往是具技術判斷與實務能力的人才，導致形成企業一邊裁員、一邊缺工的矛盾現象，AI恐難解決缺工問題。

當企業獲利持續向資本市場或帳上集中、勞動所得占比逐步下滑，未來各國的稅收、就業與分配挑戰將日益嚴峻，對台灣而言，當AI創造愈來愈多經濟價值，人力在生產過程中的角色逐漸下降，建立在勞動所得上的財政體系，恐難支撐下一個世代的國家運作。

陳國樑示警，如今政府是透過GDP（國內生產毛額）等數據塑造「歲月靜好的桃花源」假象，其實全民都在炒股尋求焦慮出口，經濟已在危險邊緣，「如果貧窮的人不再有希望，覺得認真努力沒有結果，那就是『躺平經濟』的來臨。躺平經濟是經濟發展的終點，是民主國家發展的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