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解放日」關稅主要在針對大陸，但不僅強硬對應，還以管制稀土出口，作為相對報復的籌碼，事實上，這是大陸經歷川普第一任之後，生聚教訓所做的長遠準備，川普政府事先完全不知情，也沒有準備，現在竟然雙方打了個平手，逼得美國要與停戰，世界其他國家都被殃及池魚。

川普對於中國在高科技上的競爭，也失之輕忽，自認遙遙領先，放寬晶片出口，甚至加強對華裔高科技人才的管制，無論海歸，或是AI彎道超車，都讓北京獲得發展高科技的機遇，這都源自於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缺乏理解、估計不足。

美國國務院去年宣布改組，逾千名員工在去年7月11日突收到裁員通知，其中包括許多對中國、台灣與香港有多年經驗，嫻熟政策的「中國通」，多數員工當日上午還正常到國務院辦公，下午就宣告失業，成為川普政府瘦身計畫之下的犧牲品。

大部分年資較久的員工難掩傷心，才剛走出國務院大門就流下淚來，與門外的親友、同袍相擁而泣；一名在國務院工作逾20年的員工說，他曾派駐過中國和台灣；面對媒體，他難過到難以言語，稱他內心有太多情緒。

正值美中關係進入新轉折點之際，川普政府的改組不光是國務院的縮編，更可能衝擊國安，白宮直屬的國安會，在更早的5月下旬，即遭到精簡，將原有的350人裁減至最終50人的規模，原任國安副顧問的黃之瀚暫時留任了幾個月後，轉任科技軍火業，僅剩下亞洲資深主任簡以榮是「知台派」，但團隊遭解散。

前美國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說，川普政府正在挖空國務院的中國專家，她很好奇當今美國政府是否在意知中專業的重要性。董雲裳說，她期待政府能夠正視這個問題，視其為攸關國安的議題，並轉化成重建外交事務專家的動力。不過，美國前總統拜登任內國安會中國與台灣事務資深主任貝莎蘭（Sarah Beran）認為說，兩國政府都讓交流變得困難，而且並非短期內就能解決的問題。

美中交流從哪裡出了問題，有人認為始於川普第一任總統期間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導致美中關係走向不明朗，讓交流銳減，但吹滅交流之火的罪魁禍首，恐怕還屬新冠肺炎。

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發，疫情於隔年年初擴散全世界，中美兩國的實體交流中斷，只能靠線上互動，但是很多政策相關的學者專家不願公開說出自己真正想法，線上也不利於真正的討論。

當時唯一願意到彼此國家的，只有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創始院長王緝思，以及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當時國際旅行非常困難，長途班機有感染的風險，無論是去或回都要經過長時間的隔離。

隨著美中緊張升高，中國擴大交流門檻，包括國際會議須提前半年申請、須預先提供報告和演說逐字稿，乃至於禁止到中國農村田野調查等，也衝擊學術研究交流的機會；中國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指出，美中之間是從民間、商業和城市等交流的多方面減少。

貝莎蘭說，在新冠肺炎的重大衝擊下，加上地緣政治的影響，美中交流到了2021年幾乎等於「從零開始」。

而美國總統川普2016年上台後，不可否認的，對中外交的主軸開始由合作交往，轉向對抗競爭，美方主導政策的人，如國務卿龐培歐，或是副國安顧問博明，都不是傳統學術界出身，龐培歐當過CIA局長，而博明則是曾在大陸有過不好經驗的媒體記者，龐培歐依賴大陸留美、支持民運的余茂春為其中國政策首席顧問，更是脫離了中國通的傳統。

到川普第二任，國務院頻繁人事變動，拜登2022年成立的「中國事務協調辦公室」（China House，俗稱「中國屋」）雖還在，但已換成第四任主管。

川普本人習慣把對中政策攬到自己手上，也增添美中互動不確定性，有涉外人士點出，川普政府對中政策有時缺乏上下一致性，中方也常質疑川普發言的可信度。

以原本4月舉行的川習會為例，紐約時報3月報導指出，中國官員感到非常挫折，完全不像過去一次高峰會半年前就開始籌備的氣氛，中方無法從白宮取得足夠的細節來釐清川普希望討論的議題，以及美中之間可以在哪些領域達成共識；路透也引述知情人士指出，中方對川普政府臨時倉促籌備感到不滿，指美方很晚才啟動訪問的工作層級跨部門籌備會議，現在雖然延遲了1個月，但是情況並沒有好轉。

尤其因為川普只想到北京談經貿議題，財政部長貝森特變成中國政策的核心人物，而財政部成為與北京對口的單位，過去負責元首出訪與高峰會的國安會，在大幅裁員後，不僅沒有足夠的政策人才因應元首高峰會，甚至連近日在巴黎舉行的籌備會議，國安會亞洲資深主任簡以榮都未能與會。

美國前副國務卿畢根（Steve Biegun）預警說，如果掏空美國理解中國的能力，包括溝通、了解中國的專業，美國又如何能精準的預測中國，來制定對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