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基會前董事長被控時任桃園市長涉貪，由於檢調監聽未向法院呈報另起新案，辯方多次主張「監聽違法」，合議庭就監聽力爭議作出裁定，認定偵查期間取得鄭與行賄者通話譯文及相關衍生證據，均具證據能力，這並非對鄭有罪與否下結論，而是解決後續攻防的關鍵程序，不得抗告。

裁定理由指出，鄭文燦與辯護團主張，檢方當年是合法監聽共同被告廖俊松、廖力廷、侯水文及黃芷蓁等人，但偶然聽到鄭文燦可能涉犯貪汙賄賂罪嫌的「其他案件內容」，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在發現後7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檢方既未遵守7日補報規定，監聽內容與衍生證據都應一律排除，依法不得作為證據。

檢方則主張，本案起源於偵查機關鎖定「林口特定區計畫—工五工業區（華亞科技園區）擴大開發案」中的9.12公頃農業用地開發疑涉不法，針對廖俊松等人實施合法監聽，調查本就是以廖俊松為中心展開；由於土地開發案牽涉的潛在行賄者、收賄對象與罪名本就浮動，待監聽進行後，才逐步鎖定鄭可能是廖俊松欲行賄的公務員，因此截獲的對話並未逾越原本偵辦範圍，檢方另指，行賄與收賄本就是對向犯，監聽一端，本就可能涉及另一端犯罪事實，當時法律見解也仍有歧異，偵辦檢察官是本於法律確信，才認定這些內容屬「本案監聽」，不適用通保法規定。

裁定說明，合議庭在進入審理程序前，先處理證據能力的爭議，至於有無證據能力的判斷，屬訴訟程序事項，依自由證明法則即可，不必達到實際犯罪事實那樣嚴格的證明程度。

合議庭調卷後確認，檢方當年只申請監聽廖俊松等人，取得監聽內容，在監聽過程發現涉及鄭文燦後，未依規定在七日內補報法院，這點檢方在準備程序中已承認沒申請鄭文燦的通訊監察書。

裁定指出，依通保法「一人一票」原則，通訊監察書核准的對象是廖俊松等人，並不包括鄭文燦，從法律定性來看，取得與鄭文燦有關的通話內容，確實屬「其他案件內容」，也就是另案監聽，而非本案監聽。但另案監聽不代表非得絕對排除。監聽本質本就具有隱密性、未來性、持續性與不確定性，執行過程中很難事先完全掌握所有通話對象；尤其行賄與收賄是法律上不可分割的對向犯，法院當初核准對行賄端進行監聽時，實質上就已包含對收賄端相關通話內容的司法把關，不能僅因監聽到的是對向公務員，就一概否定證據能力；就算不採前述較寬解釋，回到刑事訴訟法的權衡法則，本案相關監聽與衍生證據仍可使用。

裁定理由指出，偵查機關違反的是補行陳報的程序義務，而非重罪列舉、令狀原則或監聽期間等核心實體要件，違法情節較輕，加上卷內無證據顯示檢方是惡意違反陳報義務、刻意規避法院監督，難認屬蓄意非法監聽；檢方雖未於7日內補報，後續已將部分鄭文燦與廖俊松間的通話內容，已附在續行監聽聲請資料中陳報；法院認為檢方雖有程序延誤，但仍算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監督，不能直接視為惡意違法。

裁定內容的附表二則列出與鄭文燦直接相關的五段通話譯文：2017年7月25日午後廖俊松打給鄭，鄭約晚上官邸見面談「二期開發進度」和「公園要不要開發」。同日半小時後，廖在營建署又打，由許文龍接手討論土地結合開發、都市計畫一次過關等，鄭文燦回「這方向我OK」。同年9月13日廖俊松再約鄭晚上「泡茶」。同年10月19日雙方通話提及國家重大經濟建設函文及國發會審查，鄭稱已向國發會主委陳美伶提及，對方「會幫忙來看一下」、「會幫忙審這個計畫」；2018年5月21日則是廖力廷與鄭通話，內容是鄭前往泉州街6號3樓。

合議庭特別說明，依卷內監聽內容來看，這些通話多半只是約見面，或談到土地開發流程，本身並未直接提到行賄、收賄金額、種類或暗語，是否足以與其他證據相互勾稽、證明鄭涉貪罪嫌，仍有待後續審理逐一調查、交互詰問與綜合判斷；而鄭文燦在偵訊時，對部分通話內容也都有答辯機會，甚至能交代通話緣由與見面細節，因此程序瑕疵對其訴訟防禦權的侵害程度有限；另方面，收賄罪屬最輕本刑7年以上重罪，涉及重大公共利益，若將相關證據一概排除，反而嚴重損及發現真實。

合議庭綜合以上，認定本案監聽內容雖屬另案內容，且檢方未履行法定補報義務、未取得事後認可，但衡量違法情節、主觀意圖、侵害被告權益輕重、犯罪實害、排除證據對未來預防違法蒐證的效果，以及若依法定程序本來就有發現該證據的必然性等因素後，仍認監聽內容與衍生證據都具證據能力，可供法庭調查認定。

這項裁定讓鄭文燦涉貪案後續審理程序，將繼續圍繞監聽譯文、錄音內容及其衍生事證展開攻防。不過，合議庭一再強調，這次僅是就證據能力先行判斷，並非已對鄭文燦是否收賄涉貪、是否有罪作出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