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教授陳時奮自訴高虹安誣告，台北地方法院昨判高有罪，判決中指高「明知」有抄襲卻提告，認定犯意的遣詞與用字，大膽並且強烈；然高虹安捍衛學位名譽興訟，是在行使憲法的訴訟權，法官卻沒收這項權利，判決尚待檢驗。

檢察官、法官審認誣告罪，考量的是有沒有「憑空捏造」使人受刑事處罰犯意，高、陳爭訟的「發動人」是陳，陳貼文指高的學歷造假，才引燃誹謗、誣告連環官司，這是二起訴訟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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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罪名論，誣告罪審的是有無惡意令人入罪動機，高虹安自認有「真」學歷提告，有罪判決卻批她「以司法做『噤聲』工具」，如此推論，是否有個人感覺權益受損也該「噤聲」不能提告的啟示？

學倫規範海內外院校無統一標準，高虹安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與他人無異，司法制度下「沒告成」的案子不勝枚舉，但「沒告成」不等於誣告；法官論斷高有誣告犯意，自我界定並創造學倫範例，真的是妥適的認事用法嗎？

退一步言，高虹安非著作權法專業人士，她就學術論文的認知是一種主觀想法，提告陳時奮則是憲法賦予她的訴訟權；高虹安按鈴申告自辯論文合規，應受言論自由保障，但法官說她申告時「大張旗鼓」，又嫌她「默默」減縮告訴心虛，高虹安處理論文危機，到底該高調還是要低調？

陳時奮的見解不是「康熙字典」，博士學位取得與否，不是他說了算。自訴案因舉證責任負擔，先天即有難以成罪局限性，誣告罪的成罪難度亦高，向來是不爭的事情，陳時奮卻連闖兩關勝訴。

審判誣告罪合議庭法官調查「案源」加重誹謗案的卷宗，忽略罪名違法要件本質，擴大審查著作權法以「訴外」的案情決定「本案」的心證，進一步推論高虹安明知故犯，那麼，高虹安的言論自由權在哪？她的訴訟權又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