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界之星如何煉成魔？犯罪心理學上有「路西法效應」，指好人獲得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時，會逐漸忘卻理性，發展出獨斷甚至殘酷的行為，尤其以在強、弱二分式權力結構中，犯罪者常透過獨斷行為證明自己是支配者，膨脹自我價值感。

從前偵查隊長陳彥錦涉侵犯案中可見，他先性騷、再，女警調職，他還強拉對方進房性侵，要她「牢牢記住我」；從女警住處、偵防車上到駐地寢室的獨處機會，犯案期間不忘挑選對自身相對可控、「安全」的場所下手，一再展現權力獨斷的心理狀態。

而陳在警界的「明日之星」光環、累積的人脈及資源使他有恃無恐，甚至遭判有罪前，還頻繁聯繫曾與被害女警共事過的警官「喬和解」，聲稱已有建商朋友願拿出百萬元協助和解；被害女警要面對的，除了隱私受矚、可能引起外界異樣眼光，還須面對直屬長官、刑事專才，勢必承受巨大無助感。

相對於其他職場文化，警界上下服從、支配關係更顯著，尤其加害人是長官，掌握考績及升遷權力，被害者顧慮職涯生計下只能隱忍，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權力不對等雙重夾擊之下，受害的痛苦更沉重；平時勇於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察淪為受害者，不僅難以自救，更陷深淵。

檢方起訴和監察院糾正時皆點出，警界文化封閉導致被害人無法及時求助，儘管有警官認為「現在風氣已比早期好」，但事發後對內宣導「績效再好抵不過一件風紀案」，又凸顯警界重視團體榮辱的剛性管理，折射警界小事化無的集體防衛機制。

監察院糾正時也提及，被害人因職場文化封閉而在受害後不敢聲張，並非警界獨有，軍、公、教、調等封閉結構中也曾發生，體制內申訴管道如缺乏獨立性，難避免受害者在生計顧慮下禁聲。

在陳案二審宣判前，台中市警界又傳有「明日之星」所長捲入疑雲，可見警界性犯罪防治的改革之路仍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