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3日，以51.9%對48.1%的些微差距，通過舉世震撼的「」(Brexit)公投。當年，脫歐派民眾吶喊著對自由主義菁英、官僚、外來移民，與全球化下地方衰敗的憤怒；他們深信：只要斬斷鎖鏈就能「奪回控制」，就能重振英國榮光。

然而，就在公投十周年前一天，英國首相施凱爾黯然辭職，加入卡麥隆、梅伊、強森、特拉斯、蘇納克這串「折損首相」行列，成為英國脫歐公投後政治動盪的最新註腳。英國十年來更換了六個首相，每個人都曾背負著承諾與期待上台，卻換來更深沉的失落。究其根本，是十年前那場在激情民粹中通過公投，留下一個傳統政治菁英「難以治理」的國家。

經濟上，英國雖未遭遇留歐派警告的「斷崖式崩潰」，但脫歐後，英國與歐盟邊境摩擦、貿易壁壘，以及部分金融業務移往歐陸，仍對英國經濟帶來長期磨損。移民問題更為諷刺：脫歐生效後，確實減少了歐盟來的移民，但隨即而來在醫療、農業、物流業的勞力荒，卻迫使歷屆政府放寬非歐盟國的工作與留學簽證，導致移民數量不減反增。

這場動盪也扭轉了英國政治軸線，從傳統階級政治的左右光譜，變成「在地民粹保守主義」與「全球菁英自由主義」的對抗。在新政治戰場上，過去工黨與保守黨鬥爭百年的政治語彙，顯得不合時宜。而「減少移民」承諾的落空，更讓憤怒的基層選民覺得被政客背叛。

其實十年前那波「反全球、反建制」民粹浪潮，也席捲歐洲大陸，但在歐陸的「多黨比例代表或混合制」中，這些民粹力量轉化以政黨形式於議會參政——如義大利的梅洛尼、德國的另類選擇黨、荷蘭的威爾德斯等。反觀英國的「單一選區多數決」選制，系統性地排擠第三黨，使得法拉吉等民粹領袖，因為長期被排除在體制外，反而以其選票號召力來挾持傳統大黨。

過去十年兩黨為了競爭，都被迫迎合民粹，圍繞民粹議題打轉。然而民粹有「反建制、反專業」基因，治國卻無法拋棄建制與專業，執政時免不了這個矛盾，並引爆下一輪政治衝突。

此外，英國面對脫歐還有個更大麻煩，就是聯合王國憲政體系內部的緊張；當年蘇格蘭、北愛爾蘭偏向留歐，對由英格蘭主導的脫歐不滿，早已不是祕密；而更重要的是，脫歐運動核心的「奪回主權」號召，與支撐聯合王國架構的「共享主權」是邏輯的矛盾。

平心而論，當前英國政經困局，不能單一歸咎於脫歐。畢竟過去十年間，英國也遭遇了新冠疫情、美中地緣與貿易戰，以及烏克蘭、中東戰火推升的通膨與能源危機，但可以公允地說：「脫歐」奪走了英國政壇整整十年的戰略專注力，當許多國家面對後疫情時代的地緣挑戰，全力布局半導體、AI產業與能源轉型，英國政治菁英卻得把多數時間，耗費在關於對歐跨境貿易的瑣碎談判、國內裂痕與社會衝突的處理，從而失去在動盪年代的領航高度。

甫辭職的施凱爾，正是這一切的縮影。兩年前在保守黨民怨中登台的施凱爾，認定保守黨脫歐「執行成災」需修補；他上台後支持防衛安全、穩定英歐關係，頗受國際政要好評；但在基層選民眼中，其專業理性常被視為傲慢無能。施凱爾本想收拾保守黨的脫歐爛攤子，「重置」對歐關係，最終卻被反建制民粹力量—法拉吉帶領的改革黨，間接被逼得下台，工黨另外挑選新黨魁，好迎戰來勢洶洶的法拉吉。

脫歐十年後，英國雖尚未被民粹接管，但也未從民粹中清醒，傳統政黨仍掌握體制，卻難以重建信任。未來要如何走，英國仍在尋找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