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加利福尼亞州作了一次。負責登記的一名工作人員按照慣例，逐戶記錄居民的姓名、年齡、職業、出生地。當遇到一群時，他沒有寫下他們的名字。

今天保存在加州檔案館中的這份人口普查原始紀錄顯示，大量華人條目只有年齡、抵達的年分，姓名一欄則是空白。約170年後，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廖玫瑰(Beth Lew-Williams)在研究中反覆查閱這些檔案。

「人口普查也不是一份情感文件。它就是一份名單。但當你看到那麼多華人被記為沒有名字的個體時，這確實令人不安。」她說。

這一發現，後來轉化為廖玫瑰第二部著作的主題。2025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無名華人：美國種族法之下被遺忘的華人生活史」(John Doe Chinaman: A Forgotten History of Chinese Life Under American Racial Law)。2026年3月，該書獲得美國歷史學界最高榮譽之一：班克羅夫特獎(Bancroft Prize)。

「John Doe」原本是英美法律中用來指「無名氏」的名稱。但在19至20世紀初的美國西部，這一稱呼卻頻繁出現在與華人相關的法律文件中—「無名華人」(John Doe Chinaman)，或簡化為「華人」(Chinaman)，被用來直接取代真實姓名。

廖玫瑰研究發現，這並非零星的紀錄問題，而是相當普遍。無論是稅務、法院、醫院，還是出生證明，華人的姓名常被省略、誤寫，甚至完全消失，只留下族群標記。她將這情形歸納了三個緣由：無知、漠視、還有惡意。

然而，單知道這些還不夠。她先前的研究，聚焦於排華法與排外運動，探討華人如何被排除於移民體系之外。現下廖玫瑰卻另有追問：在當時，如果華人進了美國國門，他們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呢？

「我不知道華人在那些城市裡能不能擁有房產，如果一個華人走進一家白人理髮店，會發生什麼？20世紀初，他能走進電影院坐下來嗎？那些最基礎的事情，學者們並沒有系統地回答過」。

於是廖玫瑰開始了一項耗時多年的檔案調查。她走訪了美國西海岸33個檔案館，主要集中在郡級的檔案保管機構。因為大量針對華人的法律和執法紀錄並不在聯邦層級，而是保存在各個郡法院、治安官辦公室和市政廳中。

她的發現改變了學界對這段歷史的理解。過去研究多僅辨識出數十項相關法律，而廖玫瑰說，實際存在的規範達數千項。她發現，在1850年至20世紀初，加州、俄勒岡州與華盛頓州各層級政府，持續透過各類法令介入華人生活，從居住、就業到經商與公共活動，影響範圍遠比既有認知更為廣泛。

在梳理這些資料後，廖玫瑰將相關法律歸納為三種類型。

首先，是直接點名華人的歧視性法規，例如限制華人經營洗衣店或在特定區域從事某些行業，明確將華人排除在經濟活動之外；其次，是表面未提及族群、但實際針對華人生活方式的間接規範，例如禁止以扁擔挑籃販售商品，雖未寫明對象，卻明顯影響以此為生的華人小販；第三類則是看似中立、實際上具有選擇性執行的法律，包括流浪、公共衛生或滋擾條例等，這類法律賦予執法者高度裁量權，往往在實務中不成比例地用於華人社群，形成隱性的制度性歧視。

在上述數千部法律之外，還有大量歧視情形並不需要成文法的授權。其中最典型的一個案例，發生在20世紀初的內華達州。

廖玫瑰說，當時的華裔女性Ruby Tsang在舊金山長大，英語流利，成年後搬到內華達州雷諾市。某天她與朋友買票進劇院，剛坐下，帶位員便說：「你們這種國籍的人不能坐這裡，要麼上樓，要麼離開。」她們解釋自己是美國公民，但無濟於事，最終被迫離場。事後，Ruby Tsang控告劇院實施種族隔離。

當時，內華達州沒有任何法律授權公共娛樂場所實行種族隔離，劇院的行為既無法律依據，也無法律禁止。而當Ruby Tsang推進訴訟時，州議會威脅說若她堅持，就通過新法明確允許隔離。她只得撤訴。

廖玫瑰藉此案例指出三點，第一是歧視可以完全不需要法律授權，僅靠社會默許即可運作；其次，是立法機關可以隨時將歧視「合法化」；第三則是最欣慰的—被歧視者並非被動承受，而是抗爭；雖然她沒有成功，但這個案例證明，當時就有人在反抗。

談及當代社會，廖玫瑰說，雖然21世紀與19世紀情境已不同，但某些觀念仍持續存在，例如將華人或亞裔視為「永遠的外來者」。尤其是疫情期間的一些說法再次將中國與風險與威脅連結，進而影響對在美華人的看法。

此外，近年美國針對中國留學生的部分做法令她擔憂。「當政府要求大學提供中國學生名單，或對特定族群作更嚴格審查時，這種針對性的做法，就讓我聯想到過去的歧視性移民政策」。

廖玫瑰對這種做法的敏銳觀感，並非來自純粹的學術判斷。她的父系家族在19世紀從中國移居美國，童年時，家中長輩講述的往事與學校課本裡的美國史始終對不上，因為課堂上幾乎不提華人，更不會解釋他們為何被排除在主流敘事之外。「學校教的歷史，和我在家裡聽到的，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故事」。

這促使廖玫瑰走上歷史研究的道路。「歷史最有力量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求我們去共情。去理解那些與我們非常不同的、過去的人」，她說，「我希望帶領讀者進入對過去移民的共情，從而走向對當下移民的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