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美戰暫時「休兵」,但隨全球貿易格局演變,大國間的競爭正從傳統「熱戰」轉向「規則戰、法律戰」新特徵。學者指,美國以關稅與調查手段施壓的方式,其實屬於法律戰層面的對抗;面對新局,除外,大陸學界也在評估可運用且強有而有力的法律工具與策略。
上海社科院25日舉行「涉外法治與中國式現代化」中外媒體學術沙龍。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姚建龍稱,國際關稅、貿易調查及長臂管轄等現象,本質是大國間以法律手段的競爭,即「法律戰」。他指出,當前的大國博弈主要表現在規則和法律的較量,而非熱戰。美國經常利用關稅、長期調查及長臂管轄施壓,對大陸法學界提出巨大挑戰,要求大陸在涉外法治上積極應對。
姚建龍說,儘管有法律工具,但大陸的涉外法治建設「不是一個放大版的地方保護主義」,而是希望促進國際法治更加公平合理。西方國家如美國經常動輒發起關稅戰、301調查等,這促使大陸法學界重視涉外法治,思考如何以法治方式維護國家與人民利益,同時推動國際法治進步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對於關稅與談判策略,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國際法室主任王海峰指,關稅本身就是一種涉外法律政策工具。過去一段期間,美中互徵的「對等關稅」經過雙方多輪談判後已降至約10%,顯示關稅措施可透過談判逐步調整或暫停。她稱,涉及日內瓦、吉隆坡等多場國際磋商和貿易救濟規範,這些都是法律與規則層面的博弈,須透過專業法治管道處理,否則雙邊企業貿易難以為繼。
談到大陸的籌碼運用,「稀土牌」一直被大陸視為在中美關稅談判中的重要籌碼之一,王海峰說,除稀土外,大陸科研工作者都在研究其他包括涉外法律等可能的強而有力工具,以應對美方的關稅、調查與貿易救濟措施。
此外,姚建龍在會中回顧大陸涉外法治的制度化進程指出,自中共十八大以來,涉外法治逐步從學術概念升格為中央政策。2014年起在中央文件中強調社會法律工作,2019年明確提出涉外法治建設,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將「統籌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列為重要內容。
姚建龍並強調,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建立執法司法協調機制與提升司法公信力,是應對國際風險、保障國家利益的核心任務;隨著大陸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涉外法治也為海外投資與境外權益保護提供制度保障。
在政策支持,王海峰指,大陸自2020年施行的外商投資法,統一了原有中外合作與外商投資法律,並配套稅收、再投資優惠、離岸貿易與通關便利等措施,旨在在法治框架下促進高水平開放與穩定預期,強化外企在大陸的投資與研發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