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刑事警官陳彥錦涉，一審遭判刑七年，高等法院昨維持一審見解、駁回上訴，二審宣判前，警界又傳「明日之星」所長捲性騷疑雲。犯罪防治學者認為，相關犯罪者身上可見「路西法效應」，當權力獨斷時「好人也可能變魔鬼」；長期致力性暴力防治的律師則說，文化封閉導致被害人不敢聲張，非警界獨有，體制內申訴管道須充分獨立，才能避免受害者被迫禁聲。

在陳彥錦案中，檢方起訴和監察院糾正時皆指出，警界文化封閉導致被害人無法及時求助，有警官認為「現在已比早期好」，但坦承事發前部分長官基於陳的優秀表現而對他「太過放心」，對於女性同仁勤務安全也欠缺考慮。

然而，警方案發後對內宣導「績效再好都抵不過一件風紀案」，卻又凸顯警界重視團體榮辱的剛性管理，折射出警界普遍小事化無的集體防衛機制。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王伯頎說，從判決內容看來，陳被控先性騷、再性侵，初步得手後抓準被害人脆弱心理，手段逐漸升級；從女警住處、偵防車上到駐地寢室，犯案期間還挑選對自身相對可控、「安全」的獨處時間下手，直到女警申請調職仍加害對方，要她「牢牢記住我」，一再展現權力獨斷的心理狀態。

警察是紀律單位，高度強調階級服從，勤務時間長且男多女少，同事之間相處時間也長，尤其加害人是直屬長官，受害者要對外求助時，勢必面臨巨大無助感；陳事發前身為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偵查隊長，不僅曾任法務部長隨扈、刑事績效卓著，地方及各界人脈廣闊，還是北市警界重點栽培對象，這樣的「明星光環」及資源背景，使被害人加倍絕望，也使陳更加有恃無恐。

律師蔡尚謙說，陳彥錦案是典型的職場權勢性侵，相較一般職場文化，警界上下服從、支配關係更為顯著。被害人長期隱忍，通常是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權力不對等雙重夾擊。加害人是長官，掌握考績與升遷的權力，被害人畏懼工作不保、同儕排擠，或擔心反抗、說出來會被貼標籤，因而選擇隱忍，這種痛苦更加沉重。

監察院的糾正案也指出，封閉文化導致被害人不敢聲張，並非警界獨有，在軍、公、教、調等封閉式結構多有。申訴救濟管道如果只是走形式過場，甚至倖存者事後有被指控誣告可能，在高度強調階級服從的行業中，都面臨普遍的結構性問題。

權勢性暴力的本質便是如此，當體制內的申訴管道不夠獨立，大事化小的潛規則強化共犯結構，讓受害者在顧及職涯生計下，被迫噤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