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曾自詡為「自由民主的燈塔」，但建國250周年的此刻，這個國家卻不再是世界熟悉的美國，逐步走向孤立主義和民主逆流。美國怎麼會變成這樣？總統之後，正常的美國還會回來嗎？本報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羅賓森，從制度與歷史的角度，重新解讀美國的當下與未來。以下為第一人稱專訪內容：

許多人覺得現在的美國無比陌生，但如果拉長歷史視角，今天發生的事其實似曾相識，家族利益介入政策、孤立主義抬頭、對國際秩序的漠視，這些在美國都曾反覆出現。

例如在1950年代，時任美國國務卿及中情局局長的杜勒斯兄弟，由於在聯合果品公司有大量投資，便協助推翻瓜地馬拉民選政府，只因該政府試圖徵收並重新分配該公司的土地；再往前看，1930年代美國孤立主義盛行，甚至不想參與對抗法西斯的二戰。

許多美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都提出過美國政治的周期論，因為美國確實會定期出現危機，這些危機往往源於前一個模式中存在的矛盾。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達爾在1940年代就觀察到，美國人擁有的不是意識形態，是「信條」，如自由主義、民主、平等主義與個人自由，但這些價值彼此其實是矛盾的。

美國的歷史就是把這些矛盾打包在一起，每隔50年炸裂一次，現在看起來又走到了那個炸裂的時刻。當舊體制崩解，人們會感到混亂與幻滅，這便為各種新的政治計畫創造了空間。

有人認為美國的民主制衡機制正在失靈，權力正在向少數人集中。這種跡象的確存在，但我認為還不至於走到那一步，美國的制度依然強大，系統最終會透過某種新模式來自我修復，只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那會是什麼樣子。

如果想理解川普，必須把他看作結構性問題的症狀。這些問題包括全球化帶來的衝擊、美國經濟體系未能有效應對，以及經濟學界長期以狹隘視角看待全球化後果。

更核心的是精英政治的矛盾。我們以為個人主義與平等可以並存，但現實是，過去50年的繁榮主要集中在受過高等教育、擁有資源的人身上；沒有大學學位的勞工，實質工資甚至停滯不前，成長的果實多流向最富有階層。同時，自由派政府的家長式作風，例如強制接種疫苗，也讓許多人感到憤怒。

川普的天才之處，在於他成功凝聚了這些對舊模式感到幻滅的人，整合出一個看似荒謬的聯盟，包括「讓美國再次偉大」（）支持者、基本教義派基督徒、反疫苗族群、仇視移民者。

這個聯盟背後每一群人都有真實的委屈。

就算當初是民主黨賀錦麗贏了，這些問題還是會在那裡。拜登政府最具代表性的政策是免除大學生學貸，但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是過去50年的贏家，免除債務等於是在給贏家送錢，這說明拜登和他的團隊根本不理解這個國家正在發生什麼。

那川普之後呢？我不認為被視為接班人的副總統范斯，有那種魅力或能力去撐住那個聯盟，但只要這些結構性委屈沒有被解決，類似川普的人物就會不斷出現。

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在35年前就指出，民主往往是以「浪潮」與「逆流」的形式交替出現。1920和30年代全歐洲民主崩潰是一次逆流，1960和70年代拉美與非洲民主垮台也是。我認為我們現在正處於新一波逆流之中。

每一次逆流的背後，其實都是承諾落空後累積的幻滅。

1990年代拉丁美洲民主化時，人們曾期待制度帶來實質改善；但在國家機器軟弱、政治分贓橫行的環境下，民主難以發揮作用，也讓反民主力量有了發展空間。東歐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也經歷了類似的循環。

這波逆流的表現形式不盡相同。在拉美，目前還沒有軍隊推翻政府；但在非洲，如馬利和布吉納法索，軍事政變甚至受到大眾歡迎，因為被推翻的民主政府極度腐敗且失能。美國同樣未能倖免，人們對自身體制的幻滅程度令人震驚，這正是反體制模式得以生存的土壤，也讓這股逆流開始向全世界擴散。

匈牙利近期的變化確實帶來一線希望。連續執政16年的奧班以反歐洲、親俄羅斯與保守民族主義為核心路線，但匈牙利人民最終拒絕了這一套，因為他們明白國家的未來在歐洲，而不是與俄羅斯或三流獨裁者綁在一起。

但英國讓我更悲觀。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英國將近20年經濟成長基本上是零；如果離開倫敦或牛津，去到英格蘭北部，那裡的貧窮程度會讓你感到震撼。這與美國的問題如出一轍，繁榮集中於少數都會區，國家其他地方在過去50年並未受益。這種失衡也正是英國政治動盪與脫歐情緒的根源。

英國脫歐在經濟上證明是一場災難，失去歐盟市場准入，卻未擺脫繁複的制度負擔。極右翼政客如法拉吉假裝他有答案，但其實只是把問題荒謬地歸咎於移民，光是趕走移民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實質問題。英國正處於衰退中，我看不到出路，也沒有經濟活力的藍圖。

對於歐盟，我反而相對樂觀。歐洲擁有人才、資本、金融體系與高等教育等關鍵條件，只要做出改變，歐盟還是有機會重振經濟活力。

我們可以保持樂觀，但民主的修復絕對不會自動發生。美國目前最缺的是一個新計畫，一個有全新敘事、新制度設計，能真正解決當前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政治新藍圖，但仍看不到這個計畫的輪廓。雖然左派有像民主黨眾議員歐凱秀那樣的激進路線，但那是非常屬於美國東岸的精英模式，這種訴求無法廣泛吸引美國中西部的多數民眾。

我們仍在尋找那個出口。體制是可以被重建的，但那需要人、需要思想，也需要體制的支撐。

就像烏克蘭的民主是透過人民走上街頭抗爭建立起來的；或是現在匈牙利的新政府，他們將面臨極其艱巨的任務，必須去清理奧班長期滲透進國家機器各角落的殘餘勢力。

在這種歷史轉型過程中，有著龐大的工作需要完成。我們必須明白，沒有任何事情是會自動好轉的，制度的重建需要積極的行動與務實的願景。

完全不可能。先釐清台灣的成功經驗，有些人懷念1949年後的執政者，認為是威權體制規畫了經濟奇蹟，但那是以偏概全，1949年後初期一心只想反攻大陸，並不積極發展台灣經濟。政府後來確實扶持了台積電，但台積電在台灣其實是個異類，台灣沒有南韓那種龐大財閥，有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那是由台灣人民、企業家精神和市場所創造的，不是只靠政府。

中國的故事也是如此，把中國經濟轉型簡化為「國家天才領導」的結果，是一種過度簡化甚至失真的敘事。經濟成長早在1978年之前就從溫州開始了，當地人在文革期間就自行搞農業去集體化，生產力隨之爆發。1980年代經濟起飛時，中國根本沒有公司法，私人企業依法不能僱用超過7個人，但民眾直接無視共產黨，僱了幾百幾千人。

問題出在1990年代之後，共產黨開始系統性收回控制，第一部公司法就規定企業內部必須設立黨組織。對我來說，這條路只有一個結局：中國經濟奇蹟的終結。你不可能在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隨心所欲下，維持一個具有創業精神的包容性經濟。

權力傾向於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看看中國歷史就知道。至於中國會不會轉向民主？極其不可能。中共過去50年的首要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維持控制。看看北韓就知道，極權政府並不需要經濟成長來控制社會，為了維持政權穩定，他們寧可犧牲繁榮。

背景 英裔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

榮譽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現職 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學術視角 

˙以結合歷史、政治與經濟的跨學科視角，深入剖析國家貧富差距的根本成因聞名。

˙核心論點認為「制度」才是決定國家繁榮與衰敗的關鍵。

代表作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2012年與艾塞默魯合著)

˙《獨裁與民主的經濟起源》

˙《自由的窄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