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國會今年5月27日通過設置「國家會議」及「國家情報局」的相關法案，兩個機構於7月31日正式啟動。
「國家情報會議」是由日本主持的閣僚級情報決策機制，成員包括官房長官，以及外交、防衛、公安、法務、財政和經濟等相關閣員，負責研議情報工作的基本方針及應對外國情報活動等重大事項；「國家情報局」則作為其實務支援機構，負責匯整、分析政府各部門掌握的情報，並協調跨部門情報工作。不過，日媒指出，國家情報局本身並非類似CIA的對外情報機構。
強化日本情報體系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長期主張的政策；去年10月競選自由民主黨黨魁期間，她再次提出設立國家情報局，作為統籌各情報相關部門的「司令塔」。
在國家情報局成立前，日本首相官邸的核心情報機構是「內閣情報調查室」。該機構負責搜集和分析國內外情報，並匯整警察廳、公安調查廳、外務省及防衛省等部門掌握的情報，再向首相等官邸高層報告。
二戰期間與日本同屬軸心國的德國和義大利，戰後均成立了專責對外情報工作的機構，德國聯邦情報局（BND）及義大利國軍情報局（SIFAR）。相較之下，日本戰前的情報及諜報職能分散於陸軍、海軍、外務省和內務省等不同部門；戰後雖建立以內閣情報調查室為核心的情報體系，卻一直沒有專責對外情報機構。
九州工業大學副教授、專攻國際關係論的大山貴稔向德國之聲表示：「此次改革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日本比以往更明確地將『情報』制度化，使其成為與外交及國防政策相互支撐的重要政策資源。」
他指出：「國家情報會議將針對安全保障，恐怖主義及緊急事態等相關的『重要情報活動』，以及包括外國勢力企圖獲取日本重要情報等活動在內的『外國情報活動』之應對措施，研議政府整體的基本方針和情勢判斷，並對重大案件進行分析與評估；國家情報局則由原有的內閣情報調查室改組而成，負責統籌協調各省廳的情報活動，以及匯整和分析情報。」
日本大學危機管理學部教授小谷賢則向德國之聲表示：「國家情報會議可由首相主導研議情報戰略，國家情報局則負責匯整、分析各省廳情報，功能類似英國聯合情報委員會（JIC）或澳洲國家情報辦公室（ONI）。此次改革著眼於中國、北韓和俄羅斯的軍事威脅，有助日本應對網路、電磁波及情報等『灰色地帶』活動。」
小谷進一步指出，日本發展遠程「防區外導彈」需要情報支援目標鎖定，包括使敵方雷達失效及確認目標位置。在強化西南諸島（琉球群島）防衛方面，因應中國可能發動的網路攻擊及虛假資訊行動，強化訊號情報（SIGINT）及衛星影像分析能力，也可能成為國家情報會議的議題。
前日本眾議員、前外交官，現任皇學館大學副教授的村上政俊向德國之聲表示，日本希望透過建立情報「司令塔」，補上戰後安全政策長期欠缺的統籌功能。他指出，日本2013年在安倍晉三政府時期成立國家安全保障局，此次改革可視為其延續；對以安倍政治路線繼承者自居的首相高市早苗而言，也可能成為其政治遺產之一。
然而，部分日媒憂慮情報改革可能侵害個人權利。 《朝日新聞》指出，盡管高市首相稱政府「不會無端侵犯國民隱私」，政府研議的「對外情報搜集法」可能允許基於國家安全，在沒有法院令狀的情況下監聽通訊。該報警告，此舉可能涉及憲法第21條保障的通訊秘密及個人隱私，仍需充分討論其必要性。
部分外媒將國家情報局形容為「日本版CIA」，韓國《東亞日報》便曾如此稱呼。小谷賢則指出：「國家情報局主要是情報工作的『司令塔』，與CIA功能完全不同，但此次改革可能是日本未來制定反間諜法及設立對外情報機構的『第一步』。他預期，相關改革未來數年可能進一步推進。」
村上政俊也認為，與其稱國家情報局為「日本版CIA」，不如說更接近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他指出：「國家情報局長應在首相與各情報機構之間發揮『樞紐』作用。」
至於對友好國情報合作的影響，小谷賢認為，日美韓已有GSOMIA等情報共享機制，因此此次改革短期內影響有限。不過，他表示：「我曾與美韓外交相關人士交換意見，雙方似乎都對日本此次改革抱有期待。」
至於台灣，大山貴稔指出，「情況亦有所不同；目前，日台關係仍維持在『非政府間的實務關係』框架之下，因此不能設想建立與日韓美之間相同形式的國家間情報共享機制。不過，圍繞台海局勢、經濟安全、網路安全及虛假資訊等議題，日台之間實務層級情報交流的重要性未來可能進一步上升。」
大山此外表示：「不能僅因日本此次改革情報組織，就認為日本正式加入『五眼聯盟』（Five Eyes）等安排已成定局。」
村上政俊則預期說，「除了同盟國美國，日本與德英法等歐洲伙伴的情報合作也將加強，以共同因應中國、俄羅斯和北韓帶來的安全威脅。」
至於中國、俄羅斯及北韓的反應，大山指出：「中國政府已就日本成立國家情報局作出正式回應。5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談及相關法案通過時，將日本情報機構的歷史與軍國主義聯系起來，並要求日本政府謹慎行事。國家情報局7月31日正式成立後，中方再次提出批評，稱其為『日本內外安全政策方面的又一消極動向』。」
大山認為，中國很可能不會將此次改革單純視為日本政府的行政組織改革，而是將其與日本增加防衛預算、部署遠程導彈、推動防衛裝備轉移以及強化西南地區防衛等政策相聯繫，並將其描述為日本「再軍事化」的一部分。不過他強調，應當區分中國政府的政治性論述與日本國家情報局實際擁有的法律權限。
相較之下，大山指出：「俄方持續出現將日本整體安全政策批評為『再軍事化』的言論，但迄今尚未看到俄羅斯政府像中國政府一樣，對國家情報局本身作出明確的官方回應。北韓的情況也大致相同。因此，目前尚不能認為中國、俄羅斯和北韓已一致開始采取針對日本國家情報局的反制措施，也不能斷言此次情報改革已立即引發地區性的軍備競賽。」
小谷賢表示：「日本過去甚至被稱為『間諜天堂』，中國、俄羅斯和北韓得以在日本境內較為自由地從事間諜活動。他認為，若日本下一步制定反間諜法，可能引發三國反彈，甚至導致外交關係惡化。」
小谷以2018年前後澳中關係的變化為例指出道：「若日中關係因此惡化，安全環境也可能轉差，甚至導致雙方進一步擴軍。不過，他認為北韓的反應目前難以預測；俄羅斯則因深陷烏克蘭戰爭，不太可能刻意與日本進一步對立。」
對於日本情報改革是否可能進一步加劇東亞緊張，大山貴稔則解析道：「其影響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是改善威懾與危機管理。如果日本能夠更早掌握其周邊的軍事活動、網路攻擊及影響力行動，並對這些情報作出更加准確的評估，就有可能減少誤判，並采取更為適當的應對措施。」
另一方面，則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大山指出：「即使日本自身將此次改革理解為『強化情報能力』，如果其他國家將其視為與日本部署遠程導彈及增強軍事力量相互配套的措施，這些國家也可能進一步加強針對日本的情報活動、反情報措施及網路活動。」
不過，大山強調說，「國家情報局成立至今時間尚短，『安全困境』是否真的會發生，目前仍只能停留在預測層面。同樣，目前也無法確認國家情報局的成立與東亞軍備競賽或情報競爭加劇之間存在實際的因果關係。」
村上政俊則提醒：「國家情報局並非『萬靈丹』。我曾在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門任職；情報工作最重要的是人才。但人才培養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實現，日本政府仍需制定包括人才培養在內的長期情報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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