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關係協會會長傅洛曼（Michael Froman）投書《外交事務》雜誌指出，中國長年靠政府補貼與龐大產能推動出口，但全球吸收中國過剩產能的能力正逼近極限。一旦各國保護主義升高、中國出口引擎失速，不僅中國經濟恐遭重創，也可能引爆新一波危機，目前只有具備足夠能力出手穩定局勢。
傅洛曼表示，近年來，外界對中國產能過剩的抱怨從未間斷，但幾乎沒有影響的政策方向。
如今，問題正演變成性質截然不同、也更加危險的新局面：全球吸收中國過剩產能的能力正在逼近臨界點。一旦突破，後果可能是一場全球經濟危機，而且發生的時機，恰好是各國政府特別缺乏能力處理後續衝擊的時候。
過去數十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很大程度得益於友善的國際環境：其他國家願意接受低價製造品，以換取更有效率的供應鏈與消費者福利。但這個環境如今已日益充滿敵意。
問題也不只是政治反彈，而是數學問題。
當中國經濟規模還小得多時，出口以全球經濟成長速度兩、三倍擴張仍行得通，因為全球需求足以吸收。但如今中國經濟規模已龐大許多，不可能沿著相同軌跡持續前進，卻永遠不碰上客戶不足的問題。簡單來說，北京的經濟規模已大到現有經濟模式難以承受。
當中國這部出口機器失速時，最痛苦的清算將落在中國自己身上，但中國經濟若明顯放緩，也會把震波傳向全球。美國同樣無法免疫，不過，美國將是唯一同時具備經濟與制度能力，可以穩定全球經濟的國家。
若以占全球GDP比重衡量，中國目前的製造品貿易順差，已超過德國與日本1980年代任何時期的順差總和。
這是明確政策選擇的結果。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估計，中國全球製造業市占率增加的幅度中，約60%由政府補貼推動。更重要的是，北京主導的國家金融體系把龐大信貸導向優先產業，使企業擴張時不必像國際同業一樣在意獲利與投資報酬。
結果形成一場自我毀滅的價格競爭：企業把價格壓到成本以下，接受極低甚至負數的利潤率，卻繼續擴充產能，只為爭取更高市占率。中國稱這種現象為「內捲」。
這種模式不只傷害海外，也反噬中國自己。但北京始終不願進行最關鍵的改革，也就是從根本上把成長策略由生產轉向消費。
真正重新平衡經濟，意味北京必須重建地方政府賴以維繫的財政模式、承受失業增加，並全面改變過去20年各級政府官員與制度的誘因。這也是北京明知必須改革，卻長期遲遲不願動手的原因。
然而，中國的貿易夥伴可能不會繼續等待。
富裕國家過去願意接受低利潤製造業被中國企業取代，但北京近年大舉進軍汽車、電池、太陽能等高附加價值產業，開始直接威脅歐美的產業戰略。
德國就是明顯例子。德國車廠在中國市場的市占率持續縮小，中國車廠在全球的市占率卻不斷提高，德國汽車業裁員規模甚至已超過全球金融危機與新冠疫情期間。這也迫使原本高度支持自由貿易的歐洲，轉向更強硬的保護措施。
2024年10月，歐盟執委會完成補貼調查後，對中國製電動車課徵最高35.3%的反補貼稅。中國2025年又展現出願意把關鍵礦產與磁鐵供應主導地位「武器化」，促使美國與其他國家加速建立「不含中國」的關鍵礦產供應鏈。
如果關稅、在地採購規定及排除中國的措施持續增加，不論透過協同行動或密密麻麻的單邊措施，都可能突然削弱中國的外部需求。
而單純的數學規律同樣不利中國。
2026年前兩個月，中國貿易順差比一年前增加逾20%，但國際貨幣基金（IMF）預估，今年全球經濟僅成長3.1%。全球需求不可能長期以足夠速度吸收中國出口。
目前失衡最嚴重的，恰恰是北京認定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產業。
中國目前已建立每年約1,200GW太陽能設備產能，接近去年全球實際新增裝置量的兩倍。2025年上半年，中國太陽能電池出口量年增73%，平均單價卻下跌約25%。
汽車問題更嚴重。中國已建成每年約可生產2,500萬輛電動車與插電式油電混合車的產能，但經濟學家塞瑟（Brad Setser）估計，中國本身新能源車年度需求僅約1,200萬輛。
若計入燃油車，中國目前約有5,500萬輛汽車年產能，相當於全球一年約9,000萬輛汽車市場的60%，而中國仍在繼續新增產能。總有一天，全球可能真的找不到足夠買家。
北京或許仍會竭盡所能維持出口成長，包括讓人民幣貶值、擴大產業補貼，甚至更加積極進軍商用飛機與AI硬體等產業。
但世界不可能無限容忍。
中國過去也遭遇過外部需求崩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北京沒有把經濟轉向家庭消費，而是推出大規模基礎建設刺激。當時這套藥方能奏效，是因為中國人口、都市化與中產階級仍快速成長。
如今這些順風因素幾乎全部反轉。都市化放緩、工作年齡人口已在2015年觸頂，總人口則從2022年開始萎縮。房地產2021年起崩跌後，北京又轉向扶植電動車、電池、太陽能與半導體等製造業。
等到這一波出口成長失速，中國很難再找到另一個足以填補缺口的產業。服務業原本可以吸收被工業淘汰的勞工，但家庭消費占經濟比重偏低，又限制了中國服務業的成長空間。
屆時，衝擊可能迅速蔓延整個中國經濟。低利潤企業可能大量倒閉，國有銀行被迫承認多年來支撐的殭屍企業已造成巨額損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也可能出現連鎖違約。
土地出售與工業活動下滑還可能重創地方財政，提高失業率。與2008年不同，2026年的刺激政策將注入一個受到人口、債務與需求限制的經濟，而不是高速成長中的中國。
中國甚至可能迎來自己的「失落十年」，而且條件比1990年代初的日本更差。當年日本已躋身全球最富裕國家之林；今日中國依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人均所得，約只有日本的一半、美國的三分之一，人口前景也更加不利。
更重要的是，中國危機不會只留在中國。
中國若大幅削減原物料與中間財需求，將直接打擊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商品出口國。2012年至2015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成長減速時，銅價下跌逾40%、油價跌逾60%、鐵礦砂更重挫逾70%。
澳洲、巴西、智利及多個非洲與亞洲經濟體，都高度仰賴中國需求。中國同時仍是開發中國家最大的雙邊債權國，如果北京被迫把資源轉回處理國內危機，還可能引爆新一波主權債務重整與違約。
如果全球真的面臨一場中國危機，北京不太可能主導危機處理。
中國至今尚未展現出能力或意願，接替華府自二戰後扮演的角色，包括帶領全球經濟度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與後續歐債危機。
就算下一場危機是「中國製造」，最後清理殘局的工作，很可能仍像過去一樣，落到美國與由美國支撐的國際制度頭上。
因此，最可靠的做法，是在危機爆發前，由中國與美國及其他主要經濟體合作，逐步重新平衡中國經濟。
這種協調或許可以借鏡1985年《廣場協議》的精神。當時美國、日本、西德、法國與英國共同干預匯市，促使嚴重高估的美元貶值，降低美國龐大的貿易逆差。
如今，美國可以利用各國對中國問題逐漸形成的共識，推動協同行動，要求北京提出可驗證承諾，包括讓人民幣分階段升值、逐步降低產業補貼、改革戶籍制度、建立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並提高家庭消費。
中國貿易夥伴則可按照北京改革幅度調整關稅及其他保護措施，避免轉型成本全部集中在單一經濟體或產業。
這些改革，中國早已知道是邁向更平衡、更永續成長所必要的步驟，只是長期選擇忽視。
今年12月在邁阿密舉行的G20峰會，是最明顯的機會。這也是美國自2009年以來首次主辦G20峰會。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4月曾警告，在缺乏永續成長的情況下，全球失衡持續累積是最大風險，「世界無法承受一個擁有1兆美元貿易順差的中國」。
美國應把中國經濟失衡放到這次峰會議程的核心。
這些工作不會容易，但其他選項更糟。若危機爆發，中國受到的傷害會比美國更嚴重，也將削弱北京與華府平起平坐、甚至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管理者的企圖。
然而，衝擊絕不只會傷害中國，也可能像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一樣，在全球經濟連環爆。
這才是真正的下一波「中國震撼」。由於最後仍只有美國具備足夠的經濟與制度能力收拾殘局，如何在危機發生前迫使中國重新平衡經濟，也應成為美中關係的核心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