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總統大選不到2個月，檢方偵結扯鈴教練魯紀賢等人違反國安法案，起訴多位現退役士官兵；上屆總統大選時，亦是在選前敏感時機起訴中國創新公司負責人向心夫婦，每當大選當前，檢方起訴國安敏感案件，究竟是時機上巧合，還是刻意營造「亡國感」？外界不得而知。
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以行使刑罰權，本質上職權具有主動性及公益性，而檢察官偵查案件應以法律規範及國家整體利益為依歸，而非以「政黨」意向為目標，每當選舉前夕，在「檢察一體」運作下，讓本應為公益代表人地的檢察官，被外界質疑是政黨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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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立法目的，本在確保國家安全及維護社會安定，此次扯鈴教練共諜案所吸收的軍方人員，軍階不高，除難以掌握機密訊息外，依起訴書內容可知，涉案人收取對價交付的僅為教育訓練講習、競賽、測考實施計畫與工作會報等情報價值低之情資，這些訊息是否為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或消息，而符合國安法規定範疇，值得關注。
台北地檢署先前查辦向心違反國安法等案時，發動搜索約談陣仗不小，當時即讓人聯想有製造匪諜竄台的氛圍，以達影響選舉目的。但洗錢案最終以無罪收場，作實了當時決定起訴時，是否亦是「檢察一體」遭濫用之產物？
向心與龔青更因長期被限制出境滯留台灣無法回家，人權侵害非同小可，司法為人民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連司法都為執政黨掌控，一旦人民對於執法人員不信賴，將使第一線執法人員執法更為困難，此絕非民主國家所樂見。
回到魯紀賢違反國安法案，檢察官先偵結起訴一部分，現役軍士官兵涉洩密另案偵辦，然而起訴時須卷證併送法院審理，此時辯護人亦能閱卷而取得卷證資料，如此恐影響未偵結的洩密罪部分，在相關筆錄及主謀、共犯、幫助犯、犯罪事實甚至犯罪基地都已曝光情形下，檢調要如何追查現職軍人洩密？
如此運作，是否為了趕在大選前起訴一波，以助執政黨選情，實難讓人不有所懷疑？
